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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属性与全运会评价改革刍议

      2015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以下简称“金牌榜”)。”1月30日和2月4日,金牌榜在第13届全运会竞赛规程总则(草案)和第13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中悄然复活。金牌榜存废引起社会各界热议。有人质疑体育总局取消“金牌榜”排名不征求相关方面、地方省市体育局的意见,仅仅是为完成中央巡视组要求的整改任务,匆匆交上的一份情况报告。有媒体爆料,第13届全运会的竞赛规程早已制定好。淡化金牌的说法在体育系统也被提及多年,但由于各方阻力太大,根本无法做到。金牌榜关乎多方利益,究竟该存该废?存有何依,废有何据?兹事体大,是需要理论思考、理论储备、理论应答的一个实践问题。
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的争辩归拢
      对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的争辩,综观多方言论,主要可分为3 类。第一类是废除派,其主要是社会人士,废除理由大致可归结为4个方面:(1)金牌至上,滋生各类体育腐败;(2)过分重视金牌,导致大众体育被轻视和国民体质下滑;(3)金牌已异化为官员捞政绩、集团捞利益的工具;(4)全运会是时代的产物,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类是保留派,其主要是体育界人士,也有少量的社会人士。这类人认为体育应该金牌至上、比奖牌、有排名。一些体育界人士认为:“竞技体育没有竞争怎么办?地方省份费了4 年时间准备,花了那么多钱,付出了那么多人力,你取消了金牌榜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一位广东省体育界的人士认为,“竞技体育不争金牌,领导不答应,教练员、运动员更不答应。不要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争金牌,还竞技体育一块净土就好了。”社会人士则认为保持金牌榜和排名是增强竞赛荣誉感、积极性的需要,同时也是国际体育竞赛的一般惯例,但也不能只顾金牌,要加强对银牌和铜牌的重视。第三类是理性派。主要是学者和社会名人。这部分人虽然对废除金牌榜整体上持肯定的态度,但同时认为金牌榜只是形式,简单的废除金牌榜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对金牌问题认识比较客观、全面。如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认为:“取消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只是形式上的取消,还需要有更实在的政策法规出台。”人民日报体育评论员汪大昭认为:“单单取消运动会金牌榜,不是最根本的包治百病的办法。”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在接收采访时也表示“光取消奖牌榜实际意义不大。”
      上述言论表明,对于全运会金牌榜存废,目前社会各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依然处在仁智各异的争议之中。
金牌的属性
      金牌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金牌,追求金牌榜的核心和实质是追求金牌。即使金牌榜取消,金牌依存。全运会评价显然绕不开、躲不过金牌,无能排与不排,金牌榜都沉甸甸地客观地伫立在诸位参赛主体的心间。金牌何以神圣而为众人仰慕、社会尊崇?理应是讨论金牌榜存废必须阐释的一个理论问题。
2.1  道德属性: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
      竞技道德,简单的讲,就是竞赛主体在竞技过程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把金牌的第一要义归为竞技道德,依据在于金牌的生产属于人类精神生产活动,金牌中蕴含着公开、公平、公正、本真等人类精神层面神圣性渊源和要素,代表着人类主流的价值观和正义追求。这些为人类心理共认和敬奉的要素,既是体育竞赛活动绵延千载的主要动力,又是其不断发扬光大的重要依据。实际上,金牌也仅是这种精神要素的象征。古奥运会以橄榄枝桂冠代替金牌就是对金牌象征意义的最好诠释。金牌之所以被选择,金牌英雄之所以被人们所仰慕和尊崇,归根到底在于公开、公平、公正、本真的竞技道德人格化的需要。竞技道德人格化亦即把竞技道德内化为主体人格的一部分。哈罗德•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与法律同属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亦同此理。公开、公正、公平、本真的竞技道德若不能内化为主体的人格,它也只能停留在苍白的字里行间。其要得到弘扬和传播,必须内化为主体人格。而竞技道德内化为主体人格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塑造竞技道德人格化的楷模。通过体育英雄的影响力、号召力,通过人们对体育英雄的行为效仿使竞技道德从信条转变为人们实践理性。从而让竞技道德向社会源源不断的输出正能量。什么是体育英雄?除了其内在特定时空下最快、最高、最强的竞技能力外,外显的标志是什么?于是人们在1904 年圣路易斯奥运便选择了金牌。可以说,从此时起,金牌便被赋予了竞技道德人格化楷模的身份。金牌的获得者,必须担当竞技道德人格化楷模之职。其不仅需要卓尔超群的竞技能力,更需要有大众敬奉的竞技道德。这不仅因为体育竞赛作为组织化的群体文化活动,必须代表社会正面的价值取向,而且更在于人们对金牌的尊崇、仰慕以体育道德为前置条件。在现代的体育竞技中,因违背竞技道德被取消金牌的案例也是举不胜举。2012羽毛球亚锦赛,国人期待夺金,但夺金某运动员却成为最大的争议。2012年奥运资格赛,虽然某运动员世界排名第一,但其得到的却不是现场观众的掌声,而是嘘声。8月1日,国际羽联宣布取消包括某运动员在内的3个国家、4对女双选手的奥运会参赛资格。理由是“没有尽全力去赢得比赛”和“在场上的行为明显有害于羽毛球运动”。雅典奥运会女双银牌得主盖尔•埃姆斯则以“耻辱”定义比赛。她说“这完全不符合奥运的精神。”“我很愤怒,这样的举动使羽毛球运动蒙羞。”事实上,这两场比赛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规则的漏洞。然而,即是这样,在体育金牌与体育道德的天平上,体育观众的期待明显是道德至上。2014年,欧洲田径锦标赛男子3000m障碍赛中,法国选手梅吉西•本巴也因其在最后冲刺中脱衣庆祝而被取消金牌。凡此等等实例,既说明体育组织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同时也以生动的实践诠释,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丧失体育道德、破坏体育道德就等于间接宣布与金牌绝缘。任何一个竞赛主体被授予金牌都必须以恪守竞技道德为前提。同样,金牌榜也必须根植在竞技道德的净土之中才具有众人追捧、信奉的力量。
2.2  财富属性:金牌是一种权力
      在原初意义上,体育竞技是一种文化活动,冠军获取的是象征意义的橄榄枝桂冠。史料表明,金牌与体育的结缘最早始于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自此以后,金牌便在各类运动会中传播、延展,金牌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的被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金牌的功能被不断的放大,金牌的数量、排名甚至被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的象征。时间定格在1984年,当市场的基因成功植入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肌体之后,市场便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体育竞赛的全方位复制。可以说,此时此赛,金牌便在市场的逻辑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对体育冠军而言,金牌已不是一种简单的荣誉符合和象征,而是一种财富权利。这种权力既是一种法律权力,又同时是一种市场权力,是法律权力和市场权力的统一体。法律权力使金牌运动员获得了姓名、肖像、荣誉等排他性的无形资产。市场权力赋予了金牌运动员赢得财富的可能性。法律权力为市场权力提供了基础,市场权力为法律权力生成财富创造了必要条件。企业的产品营销、竞争力提升、品牌塑造等市场需求和社会大众对金牌英雄的渴慕、崇拜等需求,从而使金牌孕育的法律权力转化为排他性的市场权力,产生巨大的金牌财富。需要指出的是,金牌虽伴生出法律权力,但金牌并不构成市场权力的必要条件。市场权力的产生与金牌等级、金牌项目、金牌参与获得形式密切相关,甚至与体育组织也高度关联。奥运足球金牌和举重金牌各自的市场权力可能天壤之别。但没有金牌,则可能使市场权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市场权力。这一点在奥运冠军刘翔、澳网法网冠军李娜身上得以充分的展现和证明。从刘翔、李娜的收入变化情况看,刘翔收入的高点出现在2004年获得雅典奥运冠军之后的2007年,此后由于饱受伤病困扰,刘翔与金牌愈行愈远,其收入也是一路下滑。与刘翔相反,李娜的收入则随着她在2011—2014年间先后获得法网、澳网冠军一路上扬。正反案例近乎完美地在佐证:金牌具有财富属性,在市场的逻辑中金牌是一种权力。作为法律权力和市场权力的集合体,金牌不仅能带给个人、组织荣誉,更能带来荣誉之外的巨额财富。而这种权力一旦被无限的放大,那么就可能造成金牌的异化。异化的金牌则可能造成竞技的灾难。
2.3  社会属性:金牌存在的本质反映是群体关系
      当代体育竞赛正在全方位的参与社会建设,成为社会组织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阶层结构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群体文化活动到城市转型动力、从群体特征象征到经济消费热点。竞技的群体功能正在立体化、全方位呈现。金牌虽然依赖个体鲜活灵动的肢体去完成,但从根本上却表现为群体行为。这种群体行为是由现代体育竞赛的参与组织形式决定的。现代的体育竞赛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竞赛体系。金牌的获得和授予虽然经由个体来完成,但在竞赛中,个体只是群体表达的载体。群体小到竞赛的团队,大到区域、国家。群体通过个体的金牌,被寄予群体精神(如竞争意识)、健康状态(如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竞技能力(如黄种人与黑人在不同项目上的竞技能力)甚至是国力等诸多厚望。金牌不仅仅被认为是个体,更认为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马克思曾指出,个体依赖群体,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状况影响整个群体,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和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在强大的金牌竞争群体中,个体往往被裹挟。金牌存在本质上反映着这种群体关系,而仅非个体关系。客观上,金牌这一社会属性,尽管使得体育竞赛获取了高效、高速激发、动员各参赛群体参与竞技的热情、提升竞技能力的动力和保证竞赛成功的愿望,但与此同时,它也大大增加了忽视、破坏体育维护人类尊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重在参与的核心精神的概率,极易把原本属于个体自由的竞技沦为服务群体的工具,甚至增加了以少数人身体的牺牲成就另一部分人私利的风险。我国金牌至上政绩观形成的渊源正在于此。尽管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风起云涌的体育职业化浪潮下,个人自由参与的马拉松、自行车、赛车等竞赛日益增多,但由于社会群体存在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以群体为单位的竞赛组织参与形式和格局势必长期存在。而群体作为社会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金牌榜也就具有了社会结构上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尽管其出现形式可能是官方组织的也可能是民间自发的。
全运会的评价改革
      金牌的第一要义是竞技道德。只要坚守、秉承金牌的竞技道德,就具备了获取的必要条件之一。金牌榜无论排与不排,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有学者认为“就算取消官方排名,具体名次其实10min就能排出来。每届全运会各省区市体育局都在排,而且排得比总局的榜单更细致。”有体育官员表示,“即便体育总局不发布排名,各省份也会自己排。”“取消公布排名的举措早已有之,但各个参赛队伍还是会自己排名,比较金牌数。”反观近4届全运会,竞技道德滑坡的确对金牌榜取消负有不可推卸之责。媒体报道,2001年九运会以来,先后出现了诸如金牌暗箱操作、瞒报年龄、服食禁药、操控比赛、使用阴招、官员受贿、裁判收钱、政策性弃权、假摔假球等等不道德竞技行为。这些不道德行为,腐蚀着金牌,瓦解着金牌榜存在的道德基础。对各种不道德行为取得的金牌甚至参赛团体的金牌榜必须零容忍、坚决予以取消,但同时必须看到,就整个全运会的金牌榜而言,这只是个别、少数,而不是普遍、多数,少数人或团体的竞技不道德行为不能由“金牌大家庭”集体“买单”,一览子取消金牌榜。正如著名体育学者卢元镇认为:“坏事不在金牌榜,而在金牌榜后面的利益链和生态环境。”既然金牌榜没事,那么就不该给金牌榜吃药,而是净化其周围的组织环境。因此,今后对于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的评价,不应把金牌数量作为唯一参量,而应增加各省市全运会评价的竞技道德净化度指标。
      道德净化度评价,从道德形成机制上看,应该包括内化和强化两个层面。内化层面主要包括竞技道德教育机制、预防机制、动力机制等制度体系;强化层面可考察监督机制、惩戒机制、案例机制。通过内化和强化来加强全运会的竞技道德净化。目前尤为紧迫和重要的是加入竞技道德的动力机制评价指标,因为只有运动主体对竞技道德产生关切的愿望与动力时,竞技道德才能内化为主体的道德自觉进而转化为竞赛中的实践行动。这一点在过往的实践中是常常被忽略的。
      在金牌的财富属性上,金牌是能够给个人、组织创造财富的权力,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运动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追求金牌获取利益最大化当之无愧,但其前提是遵从市场逻辑,从根本上讲,金牌从文化走向财富也正是市场驱动的结果。职业体育讲金牌、搞排名,甚至还有什么名人榜,不但没有人质疑,而且还受人追捧。原因何在?就在于其遵从的是市场逻辑。我国的全运会会,“金牌到手以后,又是房子又是车子,这一套就不好了。”金牌被放大了,但资财之源依然主要靠财政。在我国竞技体育迈入强国之列,竞技优先不断弱化,国民金牌情结日渐衰减之时,一枚影响不及奥运会、精彩不及NBA的全运金牌,硬要由一省民众为其消费买单,受到社会大众质疑理所当然。体育部门不讲投入、只讲产出,金牌榜至上被社会舆论呛声也是情理之中。实际上,只要我们对近几届的全运会稍加回忆就不能发现,社会大众真正的火力点并不是金牌榜,而是整个全运会存废的问题。近年来,每逢全运会,媒体都会展开一场关于其生死存亡的论道。因此,当下最紧切的不是金牌榜存废,而是全运会生存模式的变革。而变革的能量之源就是金牌财富属性的展演。让全运金牌步入市场、让金牌榜步入市场,而不是为金牌置社会、市场主流竞技于不顾,甚至专门发展冷、偏门项目。而引领金牌榜步入市场的风标就是增加全运会的市场协同度评价指标,渐趋改变目前仅以金牌榜论英雄的状况。
      市场协同度评价,根据资本市场协同治理理论和全运会的系统要素,其市场协同应包括运营财务协同度、运动项目协同度、赛事资源协同度、营销技术协同度4个方面的市场协同。运营财务协同度重点考察社会资本占总体运营成本的比例;运动项目协同度重点考察参赛项目的市场发育状况,主要包括项目的市场丰度、市场广度、市场容量、市场组织化(运营模式)、规范化水平等;赛事资源协同度重点考察赞助商资源、媒体资源、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流动率)状况;营销技术协同度重点考察项目营销定位、营销平台(中介)、营销信息、营销组织形式、营销队伍、营销服务等。上述指标既可参照资本市场治理理论建立评价模型由专家测评,也可根据实际数据在全国省市区的排名测算权重,然后根据4个协同度的所得总分排定在全国的名次,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当然,在协同治理路径上,目前比较理想的模式是政府推动型,在评价指标上易粗不易细,以增强评价的可行性和积极发展评价导向作用。
      金牌在本质上反映群体关系。奥运会不设官方金牌排名榜,但各国往往自己排;奥运会对金牌不进行重赏,但各国为金牌却拼的死去活来。2011年,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虽然取消了官方金牌榜,但仍有不少代表队以国家队队员去争金夺银。只要金牌的群体属性不改变,争金夺银就是群体的必然追求。既然金牌反映群体属性,按照社会结构理论,金牌的生成就应是“团体格局”。在这个省市的大格局中,诸多的个体通过全运会的治理结构、精神结构、利益结构、行动结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个小团体。犹如一捆柴,几根成把,然后集把成扎,集扎成捆,集捆成挑。个体清晰区分而不失秩序,个体微小但又不失强大。在团体格局中,个人拥有同等的体育权力,体育组织者只是团体的代言者,不能侵犯到个体的体育权力,不能抹杀个体,只能在个体愿意交出的一份体育权力上控制个人。目前,我国的全运会在治理结构、精神结构、利益结构、行动结构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治理结构与社会区隔化(体育系统办体育)、精神结构萎缩化(金牌荣誉感弱化)、利益结构部门化(部门利益保护,金牌至上政绩观)、行为结构精英化(少数运动精英、社会基础薄弱),要改变这种与金牌群体属性相背而行的现状,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增设全运会竞技人才支撑度为考察指标并以此引导金牌的生成趋向团体格局。
      竞技人才支撑度可以考察两大指标,一是专业人才支撑度,包括一个项目现有后备人才的培养机构(体校、传统项目学校等)、数量、质量(技术等级),这方面目前各省市均有统计数据;另一个是社会人才支撑度,可采用现有专业技术人才与省市居民人口比例加以测算。通过这两大指标,一方面可以发现、鼓励各省市的发展优势项目,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个项目的社会化程度高低,督促相关省市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该项目的体育社会化水平,储备后备人才。
      总之,从金牌道德、财富、社会3重属性上看,金牌榜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然金牌是一个评价,这本身是没问题的,就像锦标也没问题,但是锦标主义就坏了。”全运会改革也不一定非要将金牌榜与全运会硬撕裂、强行休克,采用软介入,增设全运会竞技道德净化度、市场协同度和人才支撑度等评价指标稀释金牌至上的唯一标准更契合金牌的本质,同时也有利于继续发挥全运会的整合作用,保持竞技体育的稳定、稳步提高。如卢元镇所言:“只有让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让更多资金进来,更多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水平就能很稳定上升。”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金牌榜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金牌,追求金牌榜的核心和实质是追求金牌。金牌具有道德、财富、社会3重属性,道德属性是第一要义,财富属性是一种权力,社会属性在本质上反映群体关系。
4.1.2  全运会评价改革不应废除金牌榜,而是遵从金牌属性,通过评价改革稀释金牌至上的唯一标准,增设全运会竞技道德净化度、市场协同度和人才支撑度3项评价指标。道德净化度主要考察竞技道德教育机制、预防机制、动力机制、监督机制、惩戒机制、案例机制6个参量。市场协同度主要考察运营财务协同度、运动项目协同度、赛事资源协同度、营销技术协同度4个参量。竞技人才支撑度考察专业人才支撑度和社会人才支撑度2大参量。以净化竞技道德、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提高全运会的社会化程度。
4.2  建议
      全运会金牌榜究竟该存该废,既不能主观臆断,对金牌榜与全运会进行硬生生的切割,让金牌榜强行“休克”,也不能墨守成规,固执己见踏步走,建议遵循金牌属性,保留金牌榜,从金牌目标达成度、竞技道德净化度、全运市场协同度、竞技人才支撑度4个方面对全运会进行综合评价改革。稀释、弱化金牌榜,增加道德、市场、社会人才支撑等因子。通过评价改革,引导全运会由“金牌全运”向“道德全运、财富全运、社会全运”的转型。
 
——摘自:赵成磊,金牌属性与全运会评价改革刍议——《体育文化导刊》,2016.02
      根据运动员竞技能力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的具体特性与功能建立的反映竞技能力构成共性的模型,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的概括、归纳、抽象,反映着竞技能力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本质特性。为了更加全面、深刻地研究竞技能力结构,学者们先后引用和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自田麦久先生1987年提出“木桶理论”以来,近25年,国内学者对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构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木桶理论”、“合金理论”、“胶泥理论”、“积木模型”、“双子模型”、“皮球理论”等一系列独立或者互为补充的竞技能力结构模型,力求从不同的视角对竞技能力的结构特征、内涵和要义做出比较完整、全面的诠释。这里拟对以往竞技能力结构相关研究进行盘点和梳理,以期更好的对现有研究加以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起我国竞技能力结构理论体系。
研究概况
      如果我们把田麦久提出的“木桶模型”开始作为我国学术界对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研究开端的话,到今日,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研究已经有25年的发展历史。当前的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观点林立,研究的持续性也反映了研究的不彻底性以及视角的多样性。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四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具有整体性与层次性、动态性与稳定性。竞技能力结构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发展平衡下,所以在构建竞技能力的结构模型的过程中,准确地把握竞技能力发展的动态平衡才是关键。此外,张英波(2000)借鉴哲学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提出了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性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时空协同理论。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竞技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系统,在竞技能力系统演化过程中有“自组织”“自同构”“自催化”“自反馈”“自复制”等几种普遍形态。认识竞技能力必须把握其多维、立体、协同、动态的实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代表理论是“木桶理论”和“新木桶理论”。众所周知,“木桶理论”是经济学界在描述经济结构时创立的,经田麦久先生引入到体育领域后,冯晓玲,李双军等从“木桶斜放”理论、“木板密合”理论、“铁桶”理论、“门槛”理论和“木板互补”理论等“新木桶理论”的角度对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进行了探讨。
      纵观我国25年以来竞技能力结构的相关研究,尽管其阶段性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从整个研究进程来看,仍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7年至1997年左右,我们称之为理论初创期。这一时期,人们对竞技能力以及其结构的认识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研究成果是“木桶理论”和“非衡补偿理论”。“木桶理论”提出伊始,其全面发展所有身体素质的理论希冀,以及与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比较进而获得“短板”并进行补短的训练学思路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1997年,刘大庆博士通过对诸多优秀运动员案例的总结与归纳后提出了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补偿理论”。“自创建以来,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在我国运动训练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训练实践中正在作为一种指导性理论得到推行。可以说,这一阶段形成的竞技能力结构理论较少,这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以及理论研究水平是相符合的。
      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今,可称之为反思与扩展期。进入21世纪,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界开始自觉反思以往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借助系统论、哲学等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架构。从相关理论的联系来看,“‘木桶理论’作为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滥觞,对其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催生作用。在不断的探讨与研究中,‘合金理论’、‘积木理论’、‘胶泥理论’和‘双子模型理论’对‘木桶理论’以补白,从而更加完善了竞技能力结构的理论”。
      在反思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了竞技能力结构的动态性与整体性特征,并力求明晰竞技能力结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如“合金理论”、“皮球理论”、“金字塔模型”分别从不同视角描述了竞技能力结构的整体性与动态性问题。
      总之,近25年的竞技能力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揭示竞技能力结构以及结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涉及到哲学、经济学、系统论等不同学科,运用了哲学思辨、逻辑演绎、历史、比较等方法,形成了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的观点。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什么模型也只能反映竞技能力系统的复杂性的某个方面。加之复杂的系统构型本身具有复杂性,决定了竞技能力系统模型的多样性,但也同时体现了竞技能力系统构型的多样性”。
主要观点及其分层
      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型应该首先解决各子能力之间(即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排列方式或者相互关系,再次需要解决各子能力与作为整体的竞技能力之间(即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各理论的考察便循着这样的思路开始。
2.1  各理论对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关系的探讨
2.1.1  静态均衡型:木桶理论与胶泥理论
      “木桶模型”认为需要在训练中不断地通过“补短”注意保持不同竞技能力之间的均衡性特征。这实际上表明了该理论认为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是可以彼此孤立的得以均衡发展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传统理论包括“木桶理论”,把高层现象还原为低层现象的还原主义的错误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是,它把作为高层现象的人体的运动能力简单地还原成作为低层现象的五大运动素质,忽视了层次之间由于新质突现而有了质的差别。田麦久先生在多年以后也对该理论有所反思,他指出,该理论没有能够准确地解释竞技能力各要素之间存在的动态的、可迁移的互动关系,可以说,这正是竞技能力结构木桶模型的理论缺失。
      胶泥理论的提出便是考虑到竞技能力各构成要素的互补性、整体性、整合性与内部可迁移性,即胶泥理论是尝试描述各因素之间整合后的融合。但这种融合后的竞技能力各要素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有学者认为,这种融合表现出来的只是胶泥之间简单的渗透和移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并不符合竞技能力结构是一复杂系统的命题,没有解释代偿后结构的总体积的变化。
      从木桶理论到胶泥理论,表现出的是一种均衡、静态的特点,即要求各子能力的均衡发展,虽然意识到了融合,但是各因素自身并未变化,成了一种简单的叠加。
2.1.2  非衡型:积木理论与非衡补偿理论
      刘大庆根据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均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提出了“积木模型”,认为积木的总体积可以通过增加不同的小积木而保持不变。可以看出,该模型理论相对于静态均衡型模型更进了一步,即认识到了各子能力之间的非衡性,但是在解释其关系时却有各子能力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之嫌,这无法与现实实际情况相吻合。另外,有学者指出,积木模型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的直观展示,但是其直观表现是积木的简单叠加,没有从系统的角度去解释竞技能力。
      刘大庆(1997)将竞技能力理论研究的触角集中于对运动员竞技能力个体表现特征的研究,提出了“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理论”。运动员竞技能力构成因素中某种(些)较差的素质或能力为另一种(些)高度发展的素质或能力所弥补或代偿的现象,称之为竞技能力非衡结构的补偿。可以看出,该理论把竞技能力各子能力之间的关系描述为非衡与补偿,超越了对均衡性的追求。但是,对于这一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有学者指出,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难以反映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中的非衡现象,亦不能准确指导补偿的方式和补偿的多少。
积木理论与非衡补偿理论已经认识到了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发展的非衡性,但是在描述各子能力之间的关系时却仅仅指出了一种补偿性,对于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关系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2.1.3  动态型:双子模型、复合素质理论、时空协同理论、金字塔理论
      我们知道,“木桶模型”与“积木模型”在揭示竞技能力各子能力关系时各有长短,为了克服各自的缺点,将由“木桶模型”和“积木模型”组合而成的模型,称为“双子模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构建模型的目的是简化研究问题,突出本质,而用两个互补模型来解释竞技能力,形式上过于复杂。况且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积木模型并不能从本质上解释竞技能力的状态变化。
      人体运动是单一身体素质在起作用,还是多个素质共同起作用,亦或是素质之间会形成复合体而起作用呢?对于这一问题,吴耀宇尝试性地提出了解释构成人体运动能力的结构时,素质间互相“复合”,形成“单元”复合结构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复合素质”理论强调了素质之间的积极转移,而没有看到存在的消极转移。因为运动训练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活动过程,这一理论是对素质转移的一种看法,还不能够上升到竞技能力这样一个平台去全面分析问题。
      根据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在比赛实践中因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提出了“金字塔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存在一个基础平台与塔尖,而这个基础平台的结构是由运动员的体能、技能与战术能力组成;而在这平台之上,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则是运动员的心理能力与运动智能。竞技能力诸因子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
综上所述,对于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无论是静态均衡型的理论还是动态型的理论,普遍认为: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中各个子能力之间是呈现不均衡发展的,相互之间存在互补性的特点,是一种动态的关系;而对于各子能力在整体竞技能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现有研究未给予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对于不同的项目会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对于子能力之间是否会产生融合或者复合从而形成新的两两子能力结构也未给出答案。但是,相关研究认为各子能力之间存在着高度发展的子能力对相对较差的子能力有补偿的作用,从而保证整体竞技能力的高水平。然而,这里仍然有这样一个疑问,即高度发展的子能力是单独对整体竞技能力起作用呢?还是高度发展的子能力由于补偿了相对较差的子能力对整体能力的影响而使得整体竞技能力表现出了高水平呢?这也正是下面要考察的问题。
2.2  各理论对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之间关系的探讨——木桶理论、合金理论、时空协同理论、皮球理论
      木桶理论认为竞技能力的各子能力是可以均衡发展的,而某一子能力的不足将会影响到整体竞技能力的发展,即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这种线性关系是各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都具有的,不分主次。对于这样一种关系的阐述,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回应。有学者指出,围成木桶的各木板对于木桶的盛水功能来说,其作用是一样的,而五大运动素质对运动能力的形成却各具不同功效。另有学者认为,“木桶理论”将各决定因素对总体运动成绩的影响力设定成相等,未能考虑到运动训练的时效性,它忽视了完善某些低水平因素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以及某些因素水平在发展和保持了一定时间长度后必然出现下降的特点。可以看出,木桶理论所揭示的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之间的这样一种线性关系,由于存在静态性和简单机械性而成为其理论诟病。
      为了克服“木桶理论”简单化、机械化、二维以及无法描述人体运动能力与运动素质的关系的缺点,李凯从运动素质与运动能力的关系角度,从系统论出发,尝试性地提出了“合金理论”,即人的运动能力的构成,不仅仅是其各项运动素质的简单叠加,而是类似于合金的构成,其总体性能由其各组成单质的特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共同形成。在不同类型的竞技运动中,五大运动素质对于形成综合运动能力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等量齐观的。该理论已经意识到不同子能力对于整体竞技能力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但“合金理论”最大的缺点是忽视了系统的动态变化,尤其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无法直观地体现出竞技能力在时空转换中的变化特点,表现出刚性太强的缺点,故不宜用其解释竞技能力的结构。
      以上理论缺陷在时空协同理论中得到了解答。时空协调理论将竞技能力空间分为内空间与外空间,内空间主要包括形态、机能、素质、技术等,外空间主要包括运动训练量和强度、规则、对手、裁判等,各时空因素间的协同水平越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满意度越高。这里实际上给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竞技能力的发展是通过竞技能力结构内部各子能力之间不断重组、不断形成新的结构而实现的,各子能力不同的组合方式是身体自身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学者指出,集中研究各种时空因素在训练过程中的组合和协同问题,为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的质量和效果提供了极佳的理论思路。但是,该理论仍然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如何通过训练负荷的刺激控制子能力形成的组合方式是符合项目专项要求的,因为转移便会出现失控或无法预知,因此,控制这种转移向专项需要的方向发展便显得尤为重要。
      “皮球理论”是另外一个试图揭示竞技能力子能力和整体竞技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皮球理论模型”以具有弹性的皮球为主体,皮球外形是由五瓣组成,分别代表竞技能力的五个要素: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心理能力和智力。任何要素发生变化均可通过皮球弹性的变化来代表,外部空间即表示运动员总体竞技能力的变化。该理论虽然直观地反映了各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各子能力的影响力大小问题并未给予关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皮球”理论模型主要缺点是缺乏要素之间的层次关联性。另一方面,“皮球理论模型”无法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非衡结构及其补偿效应做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只用混沌性来简单地敷衍了事。
      纵观当前的研究,对于竞技能力子能力与整体竞技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该树立系统观和整体观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即各子能力的非衡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时空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使得整体竞技能力发生转移,各子能力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整体竞技能力的发展。但是遗憾的是,当前仍存有这样几个问题,如对于整体竞技能力而言,各子能力的发展组合有没有最优化问题?学者们虽然运用系统论作为理论依据,但是在解释各子能力的发展变化从而导致整体竞技能力变化时,却以“自组织”、“混沌理论”、“协同理论”等相关理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这样便使得本来应该明确解释的问题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语境下需要解释的问题,即对于各子能力对整体竞技能力的影响机制问题仍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今后的研究希冀
      (1)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应把握理论研究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有些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提出是为了提出理论而提出理论,虽然借鉴了相应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但是对实践问题的关照不够,理论的精深并未给现实问题的解决带来清晰而简洁的思路和指导。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研究存在的普遍情况是竞技能力结构理论并未明晰竞技能力各子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对于竞技能力通过各子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机制问题未给予回答。从形式结构上说,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型,一般包括核心假设,‘桥梁’假设和逻辑结论三个方面。因此,今后竞技能力结构的研究在注重自身理论假设的同时,更应该注重解决竞技能力结构中各子因素之间以及与总的竞技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问题,这样才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我国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解释性研究滞后于描述性研究的问题,应注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的目的是要发现事实或社会真实,回答社会事实是什么样的间题。与描述性研究不同,解释性研究的任务不是描述,而是理解有关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回答某个社会事实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从这里来看,当前我国在竞技能力结构理论方面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即通过优秀运动员的个案特征推演出整体竞技能力结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又是描述性的,而不涉及因果关系。从研究逻辑来看,学者们试图在给定理论前提的基础上对竞技能力结构问题进行解释性研究,但是由于因果关系没有理清而导致对为什么的回答走向了描述性的理路,这不能不说是现实研究中高水平运动员特异性的存在与研究所需要给出的一般性结论之间的悖论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研究者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上出现了问题,即在建立竞技能力理论模型时缺乏对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田麦久先生曾经指出,根据包含因素的多少,结构模型可分为单因素模型、多因素组合模型、全面整体模型三种;徐本力先生将常用的建模方法归纳为经验分析建模法、均数与百分率建模法、级差建模法、回归方程建模法、系数建模法五类。具体到竞技能力结构理论模型的构建问题,我们认为,竞技能力结构理论模型是全面整体模型,在具体方法的选择上,应注意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以便更加形象、具体地回答竞技能力各子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3)从研究反思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学者对相关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反思还存在着后验评价滞后于先验评价的问题,应该从现实案例出发考察各理论的解释力与适切性问题。“理论模型的评价是以理论模型的可检验性为前提的。此外还与其内在完备性、逻辑简单性及美感联系在一起,但这些不过是评价理论模型的辅助标准,我们称此为先验评价。理论模型真理性的判定最为根本的是取决于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践检验,我们称此为后验评价”。学术论争作为对相关理论成果的评价手段,从论争的手段来看,对相关理论成果的绝大多数反思是从对该理论的逻辑思辨的角度进行的,而通过相应的案例(实践)进行检验的研究思路不明显,这一方面导致了新理论在产生之初便会存在的不彻底性,即无法合理地推翻其他理论;另一方面,也使得理论提出以后因缺乏相应的实践检验而使其现实的应用性受到影响。因此,对于反思前理论与建立新理论而言,后验评价都是需要今后加以重视的,相应理论自身也应该从现实出发考察其理论的解释力,通过运动训练实践情况评估相关理论的适切性。
个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与集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我国竞技能力结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随着竞技能力结构理论体系的不断壮大,人们开始思考其适用性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当前我国训练学理论对竞技能力的研究多从个人角度进行,而对运动队整体的竞技能力无明确界定”,并且“传统的竞技能力结构理论阐述的对象是个体,而没有考虑到两个及以上运动员构成群体后竞技能力结构的关系”。曹晓东更是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经典的竞技能力概念只是针对个人竞技能力,并不能推演至团队项目”。因此,我们以各种理论的研究对象为分类标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把目前竞技能力结构的相关理论研究分为个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和集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可以说,我国竞技能力结构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4.1  个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
      个体“竞技能力是指运动员的参赛能力,由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作用的体能、技能、战术能力、运动智能以及心理能力所构成,并综合地表现于专项竞技过程中”。可以看出,这里援引的是传统的竞技能力概念。到目前为止,该理论体系已有“木桶理论”、“合金理论”、“胶泥理论”、“积木理论”、“双子模型”、“非衡补偿理论”、“皮球理论”、“金字塔模型”、“竞技能力转移的时空协调理论”、“复合素质理论”、“新木桶理论”等11个相关理论。
4.2  集体竞技能力结构理论
      关于集体竞技能力的概念,当前有着不同的表述。吴亚初(1995)提出了集团竞技能力的概念,他认为,所谓篮球运动的集团竞技能力,是指运动员在比赛中能正确处理个人技术特长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充分发挥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促使集体的整体效能发挥的行为特征。张庆春等(2005)认为,球队的竞技能力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表现出来的,它的高低取决于单个运动员的体能、技能和心智能水平,但是重要的是各队员之间协同配合及他们各种能力的密切匹配所构成。因此,运动队的竞技能力是错综复杂的,它不是各队员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非线性的结构。但作者也未给出相应的概念定义。蒋国勤(2006)指出,“集体竞技能力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表现出来的,它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单个运动员的体能、技能、和心智能水平,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将影响队的整体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各队员之间协同配合及他们各种能力的密切匹配所构成”。曹晓东在对前人研究总结的基础上,认为“集体性项目运动员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过程中,以整体涌现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团队整体实力”。不难看出,以上概念多是描述性的,注重了对“集体”一词在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方面的理解,在集体竞技能力与个人竞技能力的关系上认识较为一致,即大都认为集体竞技能力取决于个人竞技能力,是各队员个人竞技能力的综合表现。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集体竞技能力结构相关研究较少,而且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有“热力学中的火用理论视角下的运动队整体竞技能力”、“系统论视角下的运动队集体竞技能力”等。
结语
      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25年的竞技能力结构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认识,尽管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理论,但是,竞技能力结构的研究意义已然为大家所认同,这恐怕是当前研究与论争最大的价值所在,从这种学术争鸣中我们依稀可以意识到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多元的研究视角也使得竞技能力结构的理论体系更加丰满。可以预见,今后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的研究还会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理解将不断深入,但是,如何解决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成为今后研究首要思考的问题。
 
——摘自:张磊,我国竞技能力结构理论研究:盘点与梳理——《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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